MBS又可以再次被打包作抵押，以此发行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CDO）等，如图7所示。
通过价格双轨制改革逐步向市场价格体系过渡，虽然当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但仍然是唯一合理的选择。今天，我们需要开放的领域还要继续开放，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地方还要继续改革。
当时这对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就业和资本积累起了重大作用。以钢材为例，80年代中期计划价格600元一吨，但因为短缺，市场价格达到1500元。银行业不少人觉得给国有企业贷款保险，给民营企业贷款有风险。中国网财经：为什么说20世纪80年代，在不改变当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价格双轨制改革是唯一合理可行的选择？ 王小鲁：原来的体制，所有产品都由政府定价，短缺时不许涨价，卖不出去也不许降价，计划又赶不上变化，结果供给和需求总是无法平衡。如何解决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他认为，第一要真正落实公平竞争原则，彻底根除所有制歧视。
如果能够使其中1亿亩得到再利用，有利于乡村繁荣和土地资源有效使用，会对发展乡村经济、增加农民财产收入和保护耕地发挥重大作用。这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很多人可能会问，英国和其他欧洲人为什么那么晚才推出姓氏呢？道理很简单，由于他们不是基于血缘组建社会，不是基于血亲网络实现人际互助和跨期合作，那么，他们就不需要花那么多功夫发明、发展家族的跨期标识符号。
第二种办法是基于血缘网络的保障体系，比如儒家的宗族，这是以人格化方式防范生老病死风险，以达到安身立命，比如养子防老就是以子女作为跨期投资、跨期规避风险的具体工具。原因在于，作为血缘符号的姓氏对于礼制宗族的建立至关重要。我们的分析发现，孔庙数量越多、家谱数量越多的地区，也就是儒家文化影响强的地区，1927年时的现代银行数量就显著地更少、2010年时的金融交易参与度更低。但是，在现实中，很多社会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在这四类体系中做出了选择并着重发展，排斥其他保障体系。
比如，金融市场需要外部非人格化的法律和司法体系的配合，没有法治做支持，就难以发展金融市场。本文为2019年8月作者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联合主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路径、制度与思考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
不过，只要观念上排斥商业化发展，商业市场就难以做大，因为一旦做大了，就会引发伦理道德上的指责而遭到抑制。这些都说明，西方的金融当时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发展。另外，在考虑其他因素后，孔庙数量多、儒家文化影响强的地区，在2010年时，人均存款和贷款额显著更低，说明这些地方的人利用现代金融的程度会更低。西方的亲戚称谓这么简单，以至于中国人不习惯。
特别是在基督教于公元4世纪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超越血缘的广义伦理道德得到进一步发展，让西方人的诚信网络不只局限于血亲。在张三如果需要借钱时，也会根据相对于当事人的名称决定是否该借、借多少，等等。当然，在儒家文化影响比较弱的地方，一碰到风险事件、碰到灾荒，可能就只好通过抢劫或者起义去求活路，暴动的倾向性就更强。比如，张三办婚礼，不同远近的亲戚，礼钱各异。
……现在，由于我女儿受那个畜生狄奥尼修斯的坏影响，不顾我年老病重，不再兑现她对我的赡养承诺。第三大类办法则是基于宗教或者其他共同信仰的互助体系，这个相互保障体系不是基于血缘关系，而是基于共同的信仰来增加教友间的跨期信任，尤其是通过做礼拜、教会聚会聚餐等活动，降低信众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逆向选择问题和搭便车道德风险问题，使成员间互保互助。
当然，儒家的义是基于名分等级秩序，基于以血缘为本的礼制伦理，而基督教是基于只信耶稣基督这个神并且遵循其教义。今有贷人七百五十钱，九日归之，问息几何？卷七中的盈不足问题：今有人持钱之蜀，贾利十三。
再到后来的16世纪，因为海洋贸易等而重启股票市场，至17世纪初，荷兰、英国的大众资本市场具有相当的规模。而在同一时期的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却在血缘之外寻找答案，把注意力集中在超越血亲网络的社会治理与政权制衡问题上。当我在首都亚历山大港告她、希望找回正义时，她却拿来一份国王阁下签署过的书面保证，承诺每月给我20块达克码钱币的生活费。在做回归分析时，我们也用到很多其他控制变量，以排除各地其他因素的影响。长此以往，金融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就难以产生。初返归一万四千，次返归一万三千，次返归一万二千，次返归一万一千，后返归一万。
当然，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崩溃，欧洲进入中世纪，金融的发展历程被中断。当然，人类社会也可以基于平等的原则同时动筷子，每个人吃一样多，这就是多数宗教主张的资源配置方式。
我们可以看看公元前3世纪一位古希腊臣民写给托勒密国王的一封信，他抱怨的问题就是中国人也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不孝的子女。这个臣民写道：尊敬的托勒密（Ptolemy）国王：先请接受来自科太希科留斯（Ctesicles）的问候。
到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献言汉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武帝接受并下诏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让儒家礼教成为官方的唯一正统，启动独尊儒术的历史。所以，一旦一个社会做出了选择，接下来就必须发展相配的文化和体制。
正是有了解决跨血缘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到公元1世纪至2世纪，古罗马的人寿保险、资本市场和其他金融就有了发展所需的制度基础，而这些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非人格化市场交易，又反过来推动合同法则、商业规序等市场制度的发展，促使超越血缘的广义伦理道德和法治制度的演变。男人未动筷子时，女的不得先食。因此，不管儒家本身是否排斥金融市场，但实际效果是：儒家文化深入的地方，其宗族体系会更加发达，族人之间可以实现风险互助、资源共享，这就降低对金融的需求，抑制了金融的发展。只不过从那以后，中国往礼制和宗族的路上越走越远，而西方往另一条路迈进，在血缘之外的大社会中建立人际合作互助的体系。
这表明金融数学到秦汉时已经相当发达。对待商业的态度如此，对待更加敏感的金融也就更加抵制。
相比之下，在西方的古罗马，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就有了早期版本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票交易也有发生。正因为周以来中国知识精英的精力大多用于完善礼制，而不是建立超越血缘的法治，于是，虽然现代金融在19世纪中后期引入，但这些金融业态甚至到今天还在中国社会水土不服。
欧洲其他社会差不多也是在同时期建立姓氏的。等等，不同名称太多，足以令西方人晕倒。
兄（弟）的岳父母称姻伯（叔）父、姻伯（叔）母。到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成功地建立平民会议和罗马参议院，以民主制衡政府权力。相比之下，中国却忙于建立礼制，发展血缘为本的伦理道德，不断巩固家秩序。——由此可知，各社会可以选择不同的跨期合作、跨期互助和资源配置方式，但每种方式需要得到相应的文化体系、伦理道德体系的支持，因为相应的文化和制度为相应人际合作体系与配置方式提供服务及巩固其效率。
相比之下，中国人几乎比英国人早两千年就有姓氏，至少在周朝初期贵族已有姓氏，到春秋战国时候姓氏开始推广到平民阶层，到战国结束时，几乎所有中国人皆有姓氏。但是，在后来的两千多年里，金融没有太大进步，证券等更先进的金融业态要到19世纪中后期洋务运动时才由西方人带进来。
金融在中国出现得很早，比如，货币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纸币出现在宋代，早在《周礼》中就谈到泉府做一些跨期放贷等，这说明中国社会在近三千年前就接触甚至熟悉初级形式的金融。还可以根据时间顺序，谁先到，谁先吃，等等。
第四大类办法就是现代政府福利，比如福利国家、政府社保，这个体系既不基于血缘，也不基于共同信仰，而是政府通过征税权、行政权，以强制力方式实现社会不同成员间的风险互助。后来是为了便于征税，激励一些欧洲国王强行普及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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